周恩来与张冲化敌为友的传奇人生

周恩来一生的朋友遍天下，他与我父亲(岳父)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具传奇色彩的。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生于1904年2月。1930年初，张冲担任国民党“中统”的前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是这个特务机构的二号人物。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出了叛徒顾顺章，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地址，还供出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活动方式和经常藏身的地方。当时，张冲奉命立即赶往上海搜捕，准备把共产党中央一网打尽。幸亏国民党中统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秘密党员，他截获这个秘密情报后，抢先一步通知了中共中央。周恩来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与陈云商讨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神速、果断、干净利落地处置了一切，使张冲处处落空，没抓到一个人。

组织上消灭不了，要设法在舆论上搞臭。于是，张冲又生一计，1932年2月，他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调查员黄凯合谋，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报纸相继刊出，企图用这个谣言制造“骨牌效应”，诱使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

其实，周恩来当时并不在上海，他早在2个多月前就已机敏地摆脱敌人追捕，到了江西苏区。所以，中共上海地下党立即识破了阴谋，及时给予反击，在《申报》上迅速作出辟谣举措，张冲的阴谋没能得逞。中共中央在2月下旬，还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公告，揭露此事“纯系国民党的谣言”，为周恩来作出公开澄清。但这一事件后来在“文革”中成为江青一伙诬陷周总理的“重磅炮弹”。

1935年11月，张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安事变后，张冲更受蒋介石的重用，奉派到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与周恩来之间的直接交往。

周恩来曾说:“我认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从西安开始，到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张冲和周恩来前后进行了五轮谈判。他陪同周恩来“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面见蒋介石，为抗日救国大计奔走操劳。他和周恩来虽然政见不同，但为共赴国难，能够摒弃前嫌，存异求同。

周恩来与张冲的性格非常相似，两人都善于辞令，富有外交才能，都是既着眼大局又关注细节的谈判高手，用心缜密，善于借助各种合力来促成谈判。人的性格和品行，智慧和魅力，往往会在激烈冲突的时候，最能毫无遮掩地展现出来，让对手一览无余地看透心底。张冲正是在和周恩来的激烈冲撞与交锋中，逐渐估量对手，认识对手，发现在对手的身上，也有着自己所欣赏和认同的品质:为人诚恳谦和，处世认真有信，报国尽忠有恒，谋事才智过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建立起日渐深厚的友谊。

张冲从周恩来的身上，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所以他后来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还说:“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作则兴，不合则亡。剿共剿了十余年，民力、财力耗尽;村舍为墟，民不聊生;外债高筑，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如再打下去，恐难免被日本蚕食俱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明知接受共产党提出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会遭到总裁的谴责，但念民族垂危，国将不国，如果有一点机会能挽狂澜于既倒，我当好自为之。至于个人的利害得失，非所计也。”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张冲和周恩来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竭智尽力调合谈判的条件:有时还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难处，想法提出善意的建议，推进问题的解决。1937年3月1日，张冲曾向周恩来建议，中共可通过蒋经国的关系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认为是个好主意，当天就电告中央，建议从速与共产国际商量。后来协力促成蒋经国回国。在谈判取得初步成果后，双方对共同宣言的发表方式又产生分歧。张冲提议派遣一个中央视察团，对延安等红军辖区进行调查了解，以此缓解僵局。周恩来赞同，但认为这一个团应改称为考察团，以示平等。经协商认同后，他们精心组织，促成了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考察团对延安等地的访问。这是国共内战十年后，国民党第一次正式实地考察中共和红军辖区。双方通过增进理解，营造合作氛围，对和谈起了促进作用，留下了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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