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 红色女特工的传奇人生

痛恨军阀，喜欢花木兰

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阳北门外的皇家祠堂里出生的。我是长女，父亲因为是三十多岁才有女儿，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我11岁那年小学毕业，正逢两派军阀湖南混战，湘军赵恒惕部赶走了北军张敬尧部，张敬尧部下的士兵非常之坏，奸淫掳掠。那天晚上紧张逃难的经历，以及听到人们所谈的军阀士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暴行，使我萌发日后要坚决反对和铲除军阀恶势力的抗暴意识。

逃难后不久，在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就派人来，接我们全家到武昌居住，只有祖父年老恋乡，不肯同行。我因为喜欢花木兰事迹，后来改名慕兰。

婚后一年，丈夫牺牲

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和宛希俨在武汉结婚。6月中旬我们辞去各项职务。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不久我们接到陈潭秋转达的党组织意见，要我们夫妇俩7月14日晚上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父母为我们保守秘密，对外说我“已经出国留学了”。

我在南昌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名字不记得了;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见面时传递的。

1928年1月，希俨接到中央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兼任特委书记。当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只有三天，不能随他一起走。临走前希俨说，万一他有不测，就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7个月后，饶漱石告诉我希俨在5月时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壮烈牺牲。

轻生被救，重回组织

1928年我到上海后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我是做记录的秘书。我从陈潭秋那里学了一套自己创造的速记符号，我也是这样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贺昌问是否可以和我结成革命伴侣，我说要向周恩来汇报。恩来听说后很赞成，我们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听说我们结婚，同志们都纷纷道贺，只有饶漱石对我冷嘲热讽，说我攀高枝。我听后很生气，第二天政治局开会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还独自生闷气，竟然把小皮包落车上，包里有一本会议记录簿。我一路往回追，也没追到那辆人力车。

我走在黄浦江边，觉得自己犯了这么大错误肯定要受批评，就产生轻生念头，纵身跳入黄浦江。

我在水里沉浮时，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救了上来。他们问我为何轻生，我已经头脑清醒，明白不能吐露实情，就说因为失恋了，从南京到上海找表哥，表哥搬家没找到，身上皮包又被偷走，身无分文。他们问我表哥姓名，我把平时联系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说出。第二天《申报》刊登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理解，联想到这应该是我，就让张国华以表哥身份将我带回。

得知向忠发叛变，马上报告组织

1931年1月，党组织决定调派我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而贺昌则瞒着我向中央申请到苏区工作，他的申请获批后我才知道，我坚持要与他同去，但最终还是听劝留在了上海。1931年深秋，中央的地下交通来接送贺昌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那年5月，他已经被送到郊区一处秘密接待站居住，但每周会来看我，同时也是打听对关向应的营救进展工作。

临行前他向我辞别时，我在楼上听见陈志皋坐的小轿车喇叭和发动机的声音，便叫贺昌赶紧躲到卫生间去。陈志皋是关向应的辩护律师，他家是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我因为机缘巧合，还被陈老太爷收做了干女儿，组织上认为认这门干亲，有利于掩护我的工作，所以给我备了厚礼，到陈家正式举行了拜见仪式。当然陈志皋和陈家上下都不知道我的共产党身份。

后来我想到了(叛变的人)应是向忠发。那天陈志皋本来还想拉我晚上去看电影，我装作头痛病发作先回了家。回家后我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我们见面后，我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当时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叫李富春、蔡畅等转移到都城饭店暂避。

过了几天我再去见陈志皋，装作不经意地问向忠发的案子如何了。打听到抓向忠发的人给蒋介石打电报说已经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蒋介石回电“就地正法”。审讯的人发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经投诚，但收到第一个电报的人急于邀功，已经抢先把向忠发枪决了。我们也算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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