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汤恩比的中国观(3)

汤恩比之所以这样说，是认为中国留给了世界诸多遗产:“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的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2］277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渐渐学会了如何与世界同步，也正在学习如何与世界同呼吸。“汉语热”在全球成为新时尚，“中国功夫”技惊四座，“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亮相纽约时报广场，亚丁湾护航舰队为世界各国商船保驾护航，中国“蓝盔”部队于动乱中力挽狂澜。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世界成了“地球村”，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以“独善其身”的方式脱离国际舞台。华尔街下场雨，世界进入打折季。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最封闭的伊斯兰国家也随处可见，走在大街上就能看见包着头巾对着iphone说话的穆斯林少女。国际分工的实现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使跨国公司的运作成为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工厂里，满是在流水线上埋头处理零件的产业工人。各类艺术团体和演出机构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使人们呆在一地就能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样式。

现今的世界已不存在一国或者一种文明“统治”一说，如此看来，汤恩比的提法也不免略显滑稽。余秋雨先生曾经谈到，“许多人以为一种文明的复兴就是统治别人。其实文明复兴不是以压倒、消灭、侵犯别人为条件的”，但“在新的文明构成的21世纪文明图谱中，中华文明一定是主角之一”［5］。

4 结论

汤恩比将“文明”作为研究人类历史的单位，对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按照“文明”进行了划分，揭开了每个文明的兴衰过程，思考了不同文明的共性规律。通过对各个文明的发展模式的分析，汤恩比最终提出了“大一统国家”(Universal State)的构想［1］233。

中华文明，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以来，大体上保持了统一状态，政治上的分裂和无政府的逆流相比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极为短暂。因此，汤恩比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2］278，它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隋唐以来大运河保障的南北交通，秦汉以来确立的统一语言文字所保障的沟通能力，占据最佳地理位置以保证权利覆盖的首都，及以科举制为主体的文官制度。所有这些，使中国的大一统状态在数次动荡中都得以延续，“中国模式”是古老的东方带给世界的“礼物”。

汤恩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中，汤恩比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分析了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和各文明间的接触，并提出了对未来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构想。根据汤恩比的观点，历史沿袭的大一统的国家局面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1］394。1 汤恩比与中国1889年，阿诺德·约瑟夫·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历史学世家。父亲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作者;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英国最早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汤恩比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正是这样的家庭熏陶，孕育出汤恩比敏感且独特的历史嗅觉。1902年，13岁的汤恩比入读有着悠久历史的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并接受古典语文教育。1907年，汤恩比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专攻古代史，奠定了他对古代文明深入研究的基础。1911年至1919年间，汤恩比先后于雅典和伦敦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在这期间(1912年)，一战爆发。1919年，汤恩比以英国代表团中东地区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一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1946年，他再次以英国代表团专家的身份出席了二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战争的创伤激起了汤恩比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研究动机和他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担忧，正如他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序言中提到的，“近500年的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走向自我毁灭。”［1］1汤恩比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曾两次来华:1929年11月，途经当时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于北京、上海等地停留，并写成《中国之旅》一书;1968年，第二次来到中国，曾参观香港某住宅区，期间对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以及中国文化有极高评价。尽管汤恩比本人不懂中文，但他尽力搜集、研读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著作与时事报道的西方译文，仅在《历史研究》的参考书目中所列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就有48种之多。2 中国以统一为主夹杂短暂分裂的大一统模式在《历史研究》中，汤恩比对21个世界历史上或存活或已灭亡的文明形态做了综合比较，试图描绘出一幅人类历史发展的图式。在分析了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和各文明间的接触之后，汤恩比提出了“大一统国家”(Universal State)的构想［1］287，他也坦承这里所提到的是“未来地球上人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即使是在外族入侵时也依然能延续长期保有的大一统国家状态，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汤恩比则坦言“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1］394。在其后来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谈中，汤恩比也一再强调，“中国从公元前二二一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279回望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并非一帆风顺。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唐至宋元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使中国同西方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迅猛高涨，掀起了第二次高潮，且此次高潮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远超两汉;而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和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西文化交流又有了第三次高潮。［3］这其中，明末清初的第三次高潮无疑掺杂着国人最复杂的情感。西方，尤其是欧洲传教士所传播的天文、地理、数学等先进科学并未被当时对外部世界“漠视”和“无知”［4］的东方神秘国度所接受;相反，传教士带回的中国印象却成功刺激了走在变革前列的欧洲。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对世界市场的需求，本就对中国垂涎三尺的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大地上百年血雨腥风。与此同时，社会深刻变革、思想解放。终于，中国在被动中与世界同步。历史上其他各国在经历了中国的遭遇后大都支离破碎，如僵化的等级制度重压下的埃及和蛮族入侵打击后的希腊。对于中国大一统国家得以延续的原因，汤恩比则将其归结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经验:隋唐以来大运河保障的南北交通是首要因素。在汤恩比看来，交通系统之所以名列榜首，是因为它们是大一统国家赖以生存的主要制度。它不仅是大一统国家在军事上统辖全国领土的工具，同时也是帝国通过公开的巡察人员和秘密的保安人员进行政治控制的主要保障，并且有利于文化，特别是宗教的传播。在《历史研究》中，汤恩比指出，“开国皇帝(明)基于文化情感和经济便利而尝试着把首都迁到南京，但是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北京更为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交通系统，帝国政府就不能维持对遥远的长江流域以及更遥远的南部沿海地区的政治控制，不能把所需要的作为实物贡赋和食品供应的大宗稻米运到北方，这样北京就无法统治重新统一的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重新连结大运河，用天津取代开封作为北方的终点。”［1］261同时，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大运河这个中华大一统国家公共工程的代表作也把南部沿海港口栖身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沿内陆送到北京。”［3］264秦汉以来确立的统一语言文字系统既提供了统治手段，又保障了沟通能力。汤恩比认为，任何一个大一统国家总会有一套用于交流的官方媒介系统，它不仅包括一种或多种用于口头交流的语言，还包括以书面符号形式存在的视觉记录系统。帝国的统治者往往会通过限制其他语言的使用来使自己的母语达到一种事实上的首要地位。在中国，“秦始皇用一种特有的激烈方式把自己发祥地——秦国的官方汉字字体规定为唯一通用的文字，从而成功地遏制住战国群雄各自发展本地文字的倾向。”［1］267由此，中华社会具有了统一的书面符号系统。在士大夫阶层，尽管方言不尽相同，但“书同文”提供了统一的文字作为共同的交流手段。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口语表达中实现统一，这样就需要一套标准化的语音系统。汉朝时期，由于文官均选拔自帝国的不同地区，并被派往家乡以外的其他地区，他们不能单靠书面文字来处理事务，于是，“标准化的文字就有了标准化的发音，这种官话使得中华社会免除了方言互不沟通之苦。”［3］268占据最佳地理位置以保证权利覆盖的首都作为战略要点。根据汤恩比的观点，大一统国家首都的最初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国当权者的身份和起源，而之后的变动和迁移，则受到来自国防或行政便利的影响。以中华文明为例，当蒙古人成吉思汗征服鄂尔浑河流域之后，即征召来自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能工巧匠，修建哈剌和林以作为新帝国的首都。但是，在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的铁蹄已踏遍中华世界的整个大陆疆域。最终，1267年，蒙古可汗将首都由哈剌和林迁到了北京。而到了17世纪，当满族人征服了这片大陆之后，历史再次重演。尽管满族人早已在盛京扎根，但依然做出了与忽必烈相同的选择。以科举制为主体的文官制度是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汤恩比认为，相比于旧共和体制下元老院贵族与新帝国独裁统治之间利益无法调和的罗马帝国文官制度，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是历史最悠久、效率最高的帝国行政样板。作为大一统帝国的行政统治手段，也作为一种行政监督机制，行政官员的选拔需要维持一种所有人能平等参加的体制，借以“提高群众的道性和知识水平”［2］265。正如汤恩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的，“该社会依然是由纳税的农民群众以及有他们所维持的少数特权统治阶级所组成，但在这之后，进入中国政界之路，却已真正开放给不分社会等级的有才之士了，而这正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一直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1］279－282除以上提到的政治制度经验之外，汤恩比还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品格赞赏有加:“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2］2773 对“汤恩比预言”的思考1974年，汤恩比在英国约克郡住所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会面，十日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展望21世纪》(Forecast 21st Century)一书。在谈到人类的未来时，汤恩比毫不吝惜其对中国长期维系大一统国家局面的肯定，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曾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2］278。这段话后来被人们称为“汤恩比预言”。汤恩比之所以这样说，是认为中国留给了世界诸多遗产:“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的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2］277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渐渐学会了如何与世界同步，也正在学习如何与世界同呼吸。“汉语热”在全球成为新时尚，“中国功夫”技惊四座，“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亮相纽约时报广场，亚丁湾护航舰队为世界各国商船保驾护航，中国“蓝盔”部队于动乱中力挽狂澜。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世界成了“地球村”，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以“独善其身”的方式脱离国际舞台。华尔街下场雨，世界进入打折季。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最封闭的伊斯兰国家也随处可见，走在大街上就能看见包着头巾对着iphone说话的穆斯林少女。国际分工的实现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使跨国公司的运作成为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工厂里，满是在流水线上埋头处理零件的产业工人。各类艺术团体和演出机构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使人们呆在一地就能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样式。现今的世界已不存在一国或者一种文明“统治”一说，如此看来，汤恩比的提法也不免略显滑稽。余秋雨先生曾经谈到，“许多人以为一种文明的复兴就是统治别人。其实文明复兴不是以压倒、消灭、侵犯别人为条件的”，但“在新的文明构成的21世纪文明图谱中，中华文明一定是主角之一”［5］。4 结论汤恩比将“文明”作为研究人类历史的单位，对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按照“文明”进行了划分，揭开了每个文明的兴衰过程，思考了不同文明的共性规律。通过对各个文明的发展模式的分析，汤恩比最终提出了“大一统国家”(Universal State)的构想［1］233。中华文明，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以来，大体上保持了统一状态，政治上的分裂和无政府的逆流相比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极为短暂。因此，汤恩比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2］278，它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隋唐以来大运河保障的南北交通，秦汉以来确立的统一语言文字所保障的沟通能力，占据最佳地理位置以保证权利覆盖的首都，及以科举制为主体的文官制度。所有这些，使中国的大一统状态在数次动荡中都得以延续，“中国模式”是古老的东方带给世界的“礼物”。参考文献:［1］(英)阿诺德·汤恩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日)池田大作，(英)阿诺德·汤恩比.展望21世纪［M］.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3］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邓常春，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2.［5］赵兰英，冯源.余秋雨散谈:中华文明一定是21世纪文明图谱中的主角［J］.瞭望东方，2002(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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