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汤恩比的中国观(2)

历史上其他各国在经历了中国的遭遇后大都支离破碎，如僵化的等级制度重压下的埃及和蛮族入侵打击后的希腊。对于中国大一统国家得以延续的原因，汤恩比则将其归结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经验:

隋唐以来大运河保障的南北交通是首要因素。在汤恩比看来，交通系统之所以名列榜首，是因为它们是大一统国家赖以生存的主要制度。它不仅是大一统国家在军事上统辖全国领土的工具，同时也是帝国通过公开的巡察人员和秘密的保安人员进行政治控制的主要保障，并且有利于文化，特别是宗教的传播。在《历史研究》中，汤恩比指出，“开国皇帝(明)基于文化情感和经济便利而尝试着把首都迁到南京，但是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北京更为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交通系统，帝国政府就不能维持对遥远的长江流域以及更遥远的南部沿海地区的政治控制，不能把所需要的作为实物贡赋和食品供应的大宗稻米运到北方，这样北京就无法统治重新统一的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重新连结大运河，用天津取代开封作为北方的终点。”［1］261同时，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大运河这个中华大一统国家公共工程的代表作也把南部沿海港口栖身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沿内陆送到北京。”［3］264

秦汉以来确立的统一语言文字系统既提供了统治手段，又保障了沟通能力。汤恩比认为，任何一个大一统国家总会有一套用于交流的官方媒介系统，它不仅包括一种或多种用于口头交流的语言，还包括以书面符号形式存在的视觉记录系统。帝国的统治者往往会通过限制其他语言的使用来使自己的母语达到一种事实上的首要地位。在中国，“秦始皇用一种特有的激烈方式把自己发祥地——秦国的官方汉字字体规定为唯一通用的文字，从而成功地遏制住战国群雄各自发展本地文字的倾向。”［1］267由此，中华社会具有了统一的书面符号系统。在士大夫阶层，尽管方言不尽相同，但“书同文”提供了统一的文字作为共同的交流手段。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口语表达中实现统一，这样就需要一套标准化的语音系统。汉朝时期，由于文官均选拔自帝国的不同地区，并被派往家乡以外的其他地区，他们不能单靠书面文字来处理事务，于是，“标准化的文字就有了标准化的发音，这种官话使得中华社会免除了方言互不沟通之苦。”［3］268

占据最佳地理位置以保证权利覆盖的首都作为战略要点。根据汤恩比的观点，大一统国家首都的最初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国当权者的身份和起源，而之后的变动和迁移，则受到来自国防或行政便利的影响。以中华文明为例，当蒙古人成吉思汗征服鄂尔浑河流域之后，即征召来自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能工巧匠，修建哈剌和林以作为新帝国的首都。但是，在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的铁蹄已踏遍中华世界的整个大陆疆域。最终，1267年，蒙古可汗将首都由哈剌和林迁到了北京。而到了17世纪，当满族人征服了这片大陆之后，历史再次重演。尽管满族人早已在盛京扎根，但依然做出了与忽必烈相同的选择。

以科举制为主体的文官制度是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汤恩比认为，相比于旧共和体制下元老院贵族与新帝国独裁统治之间利益无法调和的罗马帝国文官制度，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是历史最悠久、效率最高的帝国行政样板。作为大一统帝国的行政统治手段，也作为一种行政监督机制，行政官员的选拔需要维持一种所有人能平等参加的体制，借以“提高群众的道性和知识水平”［2］265。正如汤恩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的，“该社会依然是由纳税的农民群众以及有他们所维持的少数特权统治阶级所组成，但在这之后，进入中国政界之路，却已真正开放给不分社会等级的有才之士了，而这正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一直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1］279－282

除以上提到的政治制度经验之外，汤恩比还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品格赞赏有加:“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2］277

3 对“汤恩比预言”的思考

1974年，汤恩比在英国约克郡住所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会面，十日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展望21世纪》(Forecast 21st Century)一书。在谈到人类的未来时，汤恩比毫不吝惜其对中国长期维系大一统国家局面的肯定，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曾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2］278。这段话后来被人们称为“汤恩比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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